D A R K T R U T H

當前幾乎全世界的政治正確，就是將富人的資源，重新分配給窮人。理由是對極少數的富人而言，不必犧牲太多的福祉（生活品質）；但對廣大的窮人而言，卻可以明顯過得更好。這些理由為政府各種消弭貧富差距的政策，提供了極有力的支持，但就根本以及最後的結果而言，真的是如此嗎？如果只是因為，有些人過得比窮人更有餘裕，便足以成為重新分配的理由，那就跟美國傳奇銀行大盜威利‧薩頓（Willie Sutton），被問到為什麼要搶銀行時的答案沒兩樣：「因為那裡有錢。」因此常有人指控，要求促進平等（尤其是經濟上），只不過是沒錢的人在嫉妒有錢人而已。

在涉及這個議題上，讓窮人能過得更好，或是貧富差距能夠縮小，都是好事一樁，但要仰賴「重新分配」的手段來達成這些目標，仍然有可能是錯的。威利‧薩頓說到底，終究是個搶匪，就算動機良善的羅賓漢，或是台灣的廖添丁，也都一樣。所以，當今世上各種的政治正確，反對的其實是「不平等的結果」，而不是「不平等的價值」；而且，並非所有反對不平等結果的理由，都是出於平等的價值。甚至我們可以說，當今世界上的各種不平等，其實都是正當行使個人自由的結果；真正必須反對的，是那些意圖消弭不平等而干涉個人自由的措施。

政府或許有（非比較性的）義務，為所有人提供某種最低限度的相關服務（例如警察局、消防隊、造橋鋪路......等等）。但無論是否存在這份義務，如果沒有特殊的證據支持，而對不同族群提供程度不一的差別服務，就是違背了廣義的（比較性的）平等關懷要求。許多這類差別待遇的案例，都存在種族偏見或歧視的背景，而偏見或歧視本在平等的根本價值上，都應該被反對。例如大學的入學考試，對特定族群加分。這也就是所謂的機運平等主義（Luck Egalitarianism）。還有，對越高收入的人，課以越高的健保費，更是一件極度違背平等價值原則的事情。

人們（以及需要多數選票認同的政府）很容易陷入一種「假平等」的迷思，當某種好處不足以分配給全部人的時候，群體的潛意識往往會要求，不讓任何人得到好處。所以，判斷一項「平等政策」是否真的符合前述所說的「平等價值」？需要在個人獲得的好處，與其他競爭利益之間，取得平衡。例如造橋鋪路就不具競爭性，政府不會因為因為在A地造了橋，就形成不去B地鋪路的競爭；但例如在教育資源上，為特定族群加分入學，意謂著勢必有人受到排擠（假設錄取名額不變的前提）。

香港大學教授慈繼偉，舉出了窮人們的三大匱乏：生計匱乏（Subsistence Poverty）、地位匱乏（Status Poverty）、能動性匱乏（Agency Poverty），也就是貧窮會對一個人造成的三種主要壞處。

從事一份工作，應該獲得何種程度的經濟報酬，大多取決於社會慣例，而非道德依據。窮人的生計匱乏，並不足以在價值平等的基礎上，成為討伐富人的理由。另外，只有特定的價值不平等（例如種姓制度）成為主流時，經濟不平等所產生的地位匱乏才會造成傷害。所以，即使經濟分配的優勢不變，優越感也將會在某個程度上，成為人們渴望財富的理由之一。但針對「不平等結果」的指控，並不會因此而消失，這就是所謂的「嫉妒指控」，而非真正的生計匱乏或地位匱乏。

另一個當今的政治正確是，人們普遍追求，道德上的機會平等，其進一步可以理解為，個人在經濟上獲得成功的機會，不應受到原生家庭經濟地位的影響。但機會平等絕對不等於報酬平等，甚至在很大比例的現實上，機會平等與報酬不平等是可以相容的。而且，原生家庭經濟地位所提供的額外機會，更不構成能動性匱乏的不平等理由。（延伸閱讀文章：機會從來不是均等，努力未必能夠致富！）

除了羞辱性的地位差異，以及政府收稅後，提供服務的義務遭到違背（也就是收錢不辦事），我們幾乎沒有任何價值正確的理由，去支持那些政治正確的平等追求。因為，在真實的世界中，不平等才是常態、不平等才是公平、不平等才是人性。

當鎮上只有一場比賽，每個人確實都有公平的參賽機會。畢竟，允許每個人都能參加比賽，是日後大家都能接受並遵守比賽規則的信任基礎。但家庭環境的差異，往往才是比賽勝負的關鍵。關於這點再正確不過、再常見不過的事實，在那些政治正確的輿論中，鮮少有人提及，更遑論詳細說明。

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弭平了各種的機會不平等，但在價值平等基礎（而非結果平等）下的機會平等，仍然意味著，當有限的機會被勢放出來，要是富裕家庭的子女符合這些職位，那麼貧窮家庭的子女就不會被認為適合這些職位。這個觀點並沒有否定個人，尤其是成長環境不好的人。各種的泛道德化（政治正確）對人心有著強烈的吸引力，進而在政治上造成舉足輕重的影響力。畢竟，當今的民主社會，是「一人一票，票票等值」的不平等資源投票結果。

儘管政府以各種政治正確的謊言，取得了多數群眾的認同，而取得了執政權。但在歷史上的任何一個「民主」時代，政治手段的各種經濟結果，明顯偏向頂端10%富人的期待。當然，在富人眼中，「資本主義下的福利國家」簡直就是一種荒唐無比、自相矛盾、不公不義的政經制度。雖然各種學者不斷指出，收入和財富的不平等，可能會導致下層階級失去信心和希望，進而感到自己被拋棄、無法參與公眾政治。但這就是當今世界，政治的真實樣貌。

政治上的公平和經濟機會的平等，還有兩個更進一步的要點。一是廣泛的立法權，允許政治體制調整自身正當性所依據的條件；二是人們重視投票權和其他參政權。用白話一點的說法，就是要選出像樣的政府領導人、決策官員、民意代表；以及更重要的，要有夠高的選民素質，來選出這些像樣的人。但放眼望去，當下台灣的選民素質，早已被藍綠和統獨議題，就決定了執政勝負，還妄想什麼公平？期盼什麼正義？等待什麼機會？

沒有人願意承認（特別是那些需要多數選票的政客），資源分配不平等，遠比平等分配，能創造出更多的資源。沒有人想聽未來的大餅，大家只在乎，眼前的這顆小餅，我能分到多少？如果我分得比別人少，那我寧可大家都沒餅吃！所以，只有傻瓜市長才會拿執政盈餘去償債，既討好不了眼前的羅馬暴民，更對國家整體的財政紀律（通貨膨脹），起不了杯水車薪的漣漪。

除了投票權之外，充足且優質的高等教育，也遠比平等、普及的高等教育，更能夠創造未來的資源。無奈的是，當今廉價且低素質的高等教育，決定了當今大多數的投票人口，如何獲得資訊以及處理資訊。所以，以愚民政策為主要路線的選舉策略，在藍綠、在未來，都依然會盤踞著我們的社會，更遑論許多早已被控制的傳播媒體。

亞當斯密（Adam Smith）在二百年前的《國富論》中就說過，人類只要一進入群居社會，自然自由系統（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便會自行建立起來，每個人都可以用自身的勤奮和資源，自由自在的去追求本身的利益，以及去和其他人競爭。而根據自然自由系統（System of Natural Liberty），政府只需扛起三項責任：

一是保護社會不遭其他社會行使暴力和侵入。
二是盡可能保護社會的每個成員不遭其他成員的侵害或壓迫。
三是建立和維護一些不符合任何個人或少數人利益的公共建設或公共機制。

真正的自由，最基本的精神就是：「只要是雙方出於自願性合作而彼此達成交易的條件，只要不違害到其他人的自由，都不應該受到干涉」。 課徵所得稅和各種社會福利的稅收，美其名是政府提供公共建設和公共服務來交換稅款，但這所謂的「交易」，卻是強制性的，不管你有沒有覺得獲得滿意、值得的服務，你都必須支付，完全沒有選擇的自由。雖然支配權力的人，最初可能出自於善意，甚至起初也未因自己可以運作的權力而腐化，但是權力終究會對人產生致命的吸引力，終而將其改頭換面。

現在，我們的所得中，用於挹注政府支出的比率不但沒有下降，甚至一直在提高。以美國獨立宣言的用語來說：「我們的政府繼續設立大量的新辦公室，並且派出大批官員騷擾我們的人民和侵吞我們的財產。」而且，歷史一再證明，政府所提供的服務品質往往糟糕透頂，但是愚蠢的人民卻一再投下贊成票，去允許政府成立一個個更新的單位、編列更多的預算，來取代或輔助舊有成效不彰的單位，而不是要求原單位縮減規模或者放棄不做。

請務必搞清楚，現代的政府只是覬覦百姓財富並不時侵犯百姓財產的惡勢力，並不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觀音菩薩。本來人們允許政府的成立是希望它擔任裁判員，防止個人彼此脅迫，但現在政府在做的事卻是假藉社會安全與平等之名，強迫從某些人口袋裡掏錢，然後放進自己口袋裡。

《暗黑真相網》在先前的文章就已經說過：
台灣這艘船確定是要沉了，這已經不是會不會沉的問題，而是什麼時候沉的問題罷了。有佔到好位置的，忙著看船上還有什麼能拆的，趕緊合力拆一拆帶走。其吃相之難看，比起過往的上位者，有過之而無不及。沒有佔到好位置，也沒有本事跳船的，也只有無奈的等船沉了。唯一能做的，大概就是別生小孩了。

各種政治及經濟的不平等，包含貧富差距的持續擴大，是個不可逆且無解的問題。從貨幣制度來看，人為的法幣制度，加上無惱、無心的民選或考選政府官員，都沒有興趣也沒有力量，去改變這套貨幣制度。當然，選民沒有那個智慧及素質（還要夠數量）在先，就不可能會有前述已經無解的那些問題的解答。

就像現代大多數的婚姻（特別是中下階層的婚姻），都是處於一種不快樂的無奈硬撐狀態，那是因為絕大多數的人（不論男女），都不具備當一位丈夫/父親（或妻子/母親）的能力；更慘的是，他/她們也同樣不具備，分辨自己所選擇的另一半，是否具備當一位妻子/母親（或丈夫/父親）的能力。

所以，接受這一切，並從中找到自己與這個世界最快樂的相處之道，是看清這一切的極少數人，所能採取的策略。由衷的希望您，也能是這樣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