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聞來源：柯建銘兒涉毒 律師：案情進展正受輿論影響，可能無罪
當然，這個案子一定、一定、一定會扯到，政治勢力是否有介入司法的聯想和議論。那麼，先不管政治勢力到底有沒有介入，我們先純粹看這個案子，到底最後「無罪」的可能性有多高？
台灣的法律也是有所謂的「無罪推定原則」，這是什麼意思呢？也就是法官（或檢察官）在面對被告的時候，都「必須先假設被告是無罪」的立場，來看待整個案件。而所謂的「舉證責任」則是100%落在原告方（或檢方），只要原告方提不出有力的證據，足以證明被告是有罪的話，那麼被告「理所當然」就是無罪的。也就是被告不需要自己提出任何證據，以證明自己的無罪。
舉個例子說明：如果有一位女子突然控告我強姦，那麼舉證責任就在她，她必須提出足夠的證據，證明我在何時、何地強姦了她，而且必須提出相關的人證和物證。但如果她無法提出足夠的證據，那根據「無罪推定原則」，我就是無罪的。我沒有義務自己把褲子脫下來，說我因年幼時就入宮服務，雞雞早就切掉了，根本不可能強姦她啊！
再來簡單說一下整個打官司的流程，因為最近發現，很多私下來請教官司問題的讀者，真的連最基本的官司流程都搞不清楚，檢察官和法官的角色也常常混淆。
通常，有人要告你的話，有幾種方式：
一、去警察局報案，只要是刑事的範圍，那麼警察局就有受理的義務。警察會先幫原告做一個基本的筆錄，問他要告誰？告什麼罪名？然後警察會把完成的筆錄，上呈到轄區所屬的地檢署，然後看由地檢署的那一位檢察官分到這個案子。檢察官看過警局上呈的筆錄之後，有可能會請受理報案的警察（一般是警局中的偵查佐）直接找被告去做筆錄後再上呈，也有可能自己直接傳被告來地檢署問話。而如果檢察官感覺這是個大案，就會將案子交由轄下的調查局，來調查這件案子。（對，在編制上，調查局是受檢察官指揮的。）
二、跳過警察局，直接向地檢署遞狀申告，通常如果原告有請律師的話，都是透過這種方式，因為大多數還要透過警察局在中間跑腿的作業流程，常常輪到原告去被檢察官問話的時候，已經是好幾個月後的事情了。檢察官真的很忙的，因為台灣真的太多人愛有事沒事一天到晚興訟，可以看看這則報導：檢察官到底有多忙？爆肝調查出庭、月結80案，他嘆：看是熱情先耗盡還是健康先掏空
但不管是上述的那一種方式提告，檢察官也都必須以「先假設被告是無罪」的立場，來看待整個案子。也就是不管原告是去警察局報案提告，還是直接向地檢署遞狀提告。都是原告必須提出證據，而且證據必須足夠到，讓檢察官的心證也站在原告這一方，認為被告是有罪的。那麼檢察官就會對這個被告作出「起訴」的處分。而如果檢察官在看了原告所提出的證據後，認為並沒有達到自己自由心證中的那個有罪門檻的話，就會作出「不起訴」處分。而如果原告不服，還可以提起「再議」，也就是要求換一個檢察官再跑一次流程的意思。但通常檢察官基於同事情誼，會去推翻前手檢察官不起訴處分的機率很低很低。（對，官場上的同事情誼很可能攸關仕途之路，絕對比你心中的什麼公平正義都還要重要。）
案子一旦經檢察官起訴之後，才會正式進入到法院，此時，檢察官就會跟原告站在同一邊，他們的義務是提出證據，向法官證明你是有罪的。而法官也是一樣，都必須以「先假設被告是無罪」的立場，來看待整個案子。如果原告方（此時叫檢方，原告的角色則轉為被害人）提不出足夠有說服力的證據，讓法官的心證也認為你有罪的話，那麼法官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就應該判你無罪。
三、還有一種較少見的提告方式，就是完全跳過警察局和地檢署，直接向所在法院提出「自訴」，也就是在沒有檢察官作為隊友的情況下，直接由原告上場和被告對決，然後讓法官來判輸贏。當然，這種方式萬一被濫用，所耗損的司法資源難以估計，所以原告直接向法院提出「自訴」的這種方式，是要先付錢的。不像去警察局報案是免費的，也不像去地檢署遞狀只要寫狀紙就好。
解釋完了基本的官司流程以及何謂「無罪推定原則」後，我們要進一步探討的則是：到底「無罪推定原則」有沒有真的被落實？
以柯建銘兒子的這個案子來說，檢方最直接且強力的證據，無非就是柯公子的通聯及訂購紀錄，但好巧不巧，柯公子的手機竟然就在調查局上門搜索的時候發現不見了！（當然有一說法是柯公子的背後一定有高人指點）柯公子是「被動的」收件人，在沒有通聯紀錄（也就是沒有犯意聯絡的證據）的情況下，只要辯稱說：「我不知道國外的友人怎麼會寄這個東西給我？」那麼基於「無罪推定原則」之下，最後確實很有可能判無罪，或甚至直接在檢察官這一關就直接以不起訴簽結。當然，如果真的不起訴的話，這位作出不起訴處分的檢察官，一定也會被大家討論，是不是被政治勢力給介入了？所以才說，這個案子一定、一定、一定會扯到，政治勢力是否有介入司法的聯想和議論。
但不管如何，柯公子這麼敏感的身份，至少我們可以確認一件事就是：不管這個案子最後是檢察官這邊就解決，還是起訴後到法院那邊才解決，檢察官和法官一定不敢像對其他平民老百姓的案子一樣，完全無視「無罪推定原則」的存在。
如果真的找不到柯公子的通聯和訂購紀錄，那麼「我不知道國外的友人怎麼會寄這個東西給我」就是推不翻的答辯。「手機不見」並不是犯罪，「剛好在案發前不見」也不是犯罪。但如果同樣的情況，發生在不是柯公子的平民老百姓身上，有極大的可能，早就被以「煙滅證據」為由直接收押了，那有可能10萬元就讓你交保，然後也沒有限制出境（所以這兩點，也是讓許多人議論紛紛）。
為什麼這麼說？是因為，在那些每天都要看著無數人說謊的許多檢察官和法官眼裡，早就已經麻木到無視於「無罪推定原則」這個基本法律精神的存在了。在許多檢察官和法官的辦案實務裡，根本早就已經是「有罪推定原則」，也就是他們心中早已先把被告設定為是有罪的，然後再沒有證據（或證據薄弱）的情況下，將「舉證責任」反推到被告身上，要被告自己提出證據，以證明自己是無罪的。此舉一旦無限上綱，將會是非常恐怖的事情。原本「無罪推定原則」的本意，是「寧可錯放一百，也不錯殺一個」；但現今許多檢察官和法官無視這個基本法律精神後，將會成為「寧可錯殺一百，也不錯放一個」的情況。
總之，這是個值得追蹤的案子，雖然不管怎麼判，一定會跟政治勢力扯上聯想。但暫且先撇開這些陰謀不說，我們倒是可以看看，「無罪推定原則」是不是真的還存在於台灣司法？以及這個案子會不會真的完全落實，那早已被許多法匠所摒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