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學與多倫多大學的研究發現，「空中憤怒」（air rage)的事件正大幅增加。也就是說，人們在三萬英呎的高空上，變得異常憤怒。在研究了一百多萬次航班與四千起空中憤怒案例後發現，當飛機上設有頭等艙時，經濟艙的乘客勃然大怒的機率會高出四倍；而如果經濟艙的乘客登機時必須經過頭等艙，這個數字會驟升至八倍。所以，讓我們誠實一點，人們確實在乎自己的各種階層地位。每個人、每一天，都被這個資訊過度發達的「比較社交」社會，提醒自己的地位在哪裡。那些尷尬地走過頭等艙的平民，恨不得發起一次飛行中途的法國大革命，讓那些頭等艙菁英在斷頭台前排排站好。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singing the song of angry men?
大約250萬年前，我們正式擺脫「猿人」的考古分類，成為「全直立智人」以來，一直都是處於「匱乏」的環境，對食物的匱乏、對物質的匱乏、對資訊的匱乏…。一直到1733年，織布機的問世，再到1850年的全面工業化革命，人們正式從匱乏的環境，開始轉變成豐富的環境；但是匱乏了250萬年的我們，似乎還沒有適應，這豐饒的100年。在基因的本能上，我們仍然處於隨時匱乏，並隨時渴望「更多」的原始設定，心理學先驅馬斯洛形容：人類具有「不知足的天賦」，也就是永遠無法滿足的動物。這樣的天賦，導致了現代人在各個豐盛的領域，仍然不停地渴望更多。然而，匱乏的大腦在現代富足的世界中，經常對我們不利；外在的力量，正在利用它以促成我們許多適得其反的過度追求行為。
「幹！北所很髒，環境很差，人的素質也差，雜役的素質也差…」在前往台北看守所的路上，張三丰抱怨著。當服刑中的受刑人，如果還有其他的未決官司，不論你的身分是原告、被告、證人，在開庭前的數天至數週，就會先被管轄法院借提到該縣市的監所，等候開庭，等到開庭結束後，再解還至原監。有些人很喜歡借提，因為可以到不同的監所一遊，買買不同的百貨、見見不同的新舊朋友，而且各監所對於這些借提來出庭的受刑人，幾乎是不太管的。也有些人不喜歡借提，因為可能在原監所的生活已經很穩定舒適，不太想有什麼變動。
這天開往北所的路上，一共有四位乘客，最「資深」的張三丰，是屏東排灣族原住民，已經關了五年多，這次不知為何突然被借提去當證人。「我三條總共18年9，都是這個。」三丰用雙手比了個手槍射擊的動作。今年才24歲的三丰，有著一副完美的體態，那體脂率一看就肯定只有個位數；壯碩的肌肉線條分明，不是館長那種大隻佬，而是像李小龍般的精實，搭配猶如叮叮冒險野狼般優美的肢體動作，完全一目了然他這五年多的自律。
1835年出版的法國小說《高老頭》（Le Père Goriot），其知名程度不亞於英吉利海峽對面的《理性與感性》，而與它們同時期的世界巨作，以及我們寫過的《阿特拉斯聳聳肩》，全都有著一個共同點，那就是書中的所有人物，都是不折不扣的「繼承者」，在被稱為「美好年代」（Belle Époque）的19世紀歐洲，所交織出的愛恨情仇故事。這些經典著作的時空背景設定，皆非憑空杜撰，而是這些偉大作者們所處的世界真實樣貌：如果沒有祖上傳承下來的資產（當時主要是農地），那你是沒有辦法「生活」的，更遑論有時間、精力、知識、感知…，去讓這些作者有故事可寫。絕大多數的人（農民）有的只是「生存」，同樣處於美好年代的他們，其實很大程度只被視為，跟牛差不多的耕作畜牲。而大西洋的另一側，美國建國者之一的湯瑪士傑弗遜，從父親和岳父手中繼承了六百多位奴隸的同時，參與了「人皆生而平等」的《獨立宣言》起草。
高老頭原本是一位製麵工人，在法國大革命和拿破崙時期，靠著製麵與麵粉交易致富。身為單親爸爸的他，豁盡一切替兩個女兒在巴黎的上流社會覓得如意郎君。不料女兒在榨乾父親所有財富後，居然以父親為恥，避不見面，自顧享受飛上枝頭的生活。高老頭孤苦無依、窮途潦倒，住在破舊的出租公寓時，遇見了男主角拉斯蒂涅，當時他是高老頭其中一位女兒的情夫（對！沒錯！想起《暗黑真相網》說過的哪些內容呢？）這位落魄年輕貴族剛從外地來巴黎攻讀法律，不甘於貧窮且充滿企圖心的拉斯蒂涅，利用一位遠房親戚的關係，周旋於上流社會的社交場所，設法與貴族、資本家、金融鉅子們觥籌交錯。很快地，他發現這個完全被金錢腐化的社會既自私又虛假，在獨自一人參加完高老頭的喪禮後，他決心要征服這個紙醉金迷的首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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